格萨尔说唱的母语情结

2019-05-17 青海日报   李孝民

听艺人说唱格萨尔故事是藏族人的一大喜好,尤其是在广大牧区,牧民群众更是情有独钟,几乎成了一种最为惬意的生活状态。他们对说唱艺人也是尊崇备至,体现了藏族崇尚知识,崇尚文化的心理和对艺人的敬畏。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识文断字似乎是艺人天经地义的职业素养,其实不然,格萨尔说唱艺人多是目不识丁的文盲。针对这一现象,格萨尔学者专家通过对艺人的研究,发现艺人的说唱经历颇有神秘色彩,以梦中为神所授居多,据此,他们也往往称自己是 “神授艺人”。那么这些艺人的说唱才艺到底是不是神授的,有人深信不疑,有人疑信参半,当然还有人认为是天方夜谭。学术界因为疑惑未解,对此也是存而不论。其实,理性审视和分析藏族社会的文化性格,不难发现,说唱艺人的文化基因才是解开格萨尔说唱代代延续的密码,是说唱艺人的庐山真面目。

在佛教尚未传到西藏之前,古代藏族普遍信奉源自本土的原始宗教——苯教,王朝政治实行原始的政教合一制,活动中心在“冈底斯山”和“玛旁雍措湖”一带的“阿里”,古时称为“象雄”。古象雄文明是西藏文明的源头,苯教即是象雄文化的核心,也是藏族传统文化和藏传佛教的根基和起源。据《吐蕃王统世系明鉴》记载:“自聂赤赞普至赤杰脱赞之间凡二十六代,均以苯教护持国政”,可见在佛教还没有传播到西藏之前,西藏统治阶层执掌政教大权的,无一不是苯教思想的忠实信徒,以苯教思想为核心的象雄文化,牢固占据着古代藏族的意识形态。到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之前,苯教已经在青藏高原扎根超过两千年,对原始宗教的长期崇拜,使青藏高原出现了政治受制于宗教的高度的政教合一制,形成了神权大于王权的社会现象,以至于政治与宗教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朝廷政治除了受苯教的左右,还要借助谜语和寓言故事占卜吉凶,预测未来,处理和完成有关的政教事务,以此“启发民智,治理国家”。君臣廷议要在特殊的仪式中进行,在念诵和歌谣中完成奏事议事的全过程,带有极其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这种说唱体的朝会方式就是古代先民“护持王政”的重要手段和说唱这一文体的发端。与此同时,随着谜语和神话故事的不断演变发展,对藏族谚语的形成和完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现象类似汉语成语除了神话寓言,还有许多源自春秋战国时期的典故,其年代一样久远。

藏族谚语虽然源自民间,但是随着在朝廷政治中的频繁使用,藏语言的谚语依附度越来越高,藏族社会从上层贵族到平民百姓,都以在言谈中使用谚语为流行的时尚。有道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从宫廷贵族到平民百姓的这一文化趋同性,对谚语的广泛使用和传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人们往往把一个人在言谈中使用多少谚语视为其学识高低的标准,谚语有多少学问就有多大,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中,逐渐涌现出一代又一代善用谚语,娴于辞令的口才大家。

到了松赞干布时期,虽然象雄王朝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形成千年的神权大于王权的体制依旧根深蒂固,积重难返。要革除这一积习,必须要从根本上铲除苯教势力,但是当时的苯教思想对人们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绝对不是一道行政命令所能扭转和改变。鉴于此,松赞干布高瞻远瞩,寄改革之希望于滥觞天竺的佛教,与大唐王朝和尼泊尔联姻,分别迎娶文成公主和赤尊公主,两位公主入藏带来的佛经、佛像以及其他法物为佛教在西藏的传播,佛法东渐开了先河,达到了松赞干布抑苯扬佛,改革政治体制的初衷。

当佛教在西藏尚未站稳脚跟的时候,佛教和苯教相互碰撞是不可避免的,其间经历了长时间的互为排斥,互为融合的过程。但是不管如何排斥,如何融合,流传千年的文化传统是不能轻易改变的,虽然古象雄时期说唱形式的政治体制中断了,但是说唱这一文体从庙堂走向了民间,走向了普通民众,他们沿袭这一传统,把各种神话故事和传说演绎得出神入化,格萨尔说唱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脱胎而生,而当时分裂割据,动荡不安的社会历史背景,也为格萨尔故事的创作提供了客观现实的战争素材。

作为民族重要特征之一的语言,藏语言是藏族交流思想的媒介,对藏族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乃至文化本身产生重要的影响。藏语言对藏族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别的不说,就说格萨尔说唱,藏族谚语作为藏语言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格萨尔说唱的源头活水,而且与英雄史诗《格萨尔》的生成和不断演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藏族谚语是藏语言的精髓,是藏族口头语言加工、提炼而成的艺术语言,与其他民族谚语一样,既有共性也有其独特的个性,这个与众不同的个性,使藏族谚语在藏语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语言没有好坏之分,但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特色,藏族语言的特色,表现最突出的就是谚语,是藏语言最出彩的地方。藏族谚语在丰富藏语言的同时,极大地增加了语言的生动性和鲜明性,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现成的亮点语言,英雄史诗《格萨尔》由此应运而生,横空问世,雄踞世界最长史诗之巅。

藏语的精彩程度与藏族谚语息息相关,藏族谚语在藏语中出现频率之高,可能少有其他语言与之比肩,这就是藏族谚语的组合拳效应,是除了藏语言其他语言鲜有的文化个性。所谓组合拳效应,就是像拳击手一招制胜的法宝往往是连续出拳一样,一段话里连续出现多组谚语,也能受到令听众惊艳到叫绝的神奇功效。因为藏族谚语的口语化和通俗化,口才好的藏族人动辄出口成谚,好像说话必须附带谚语,这种说话带谚语的习惯,就是藏语的传统表现形式,同时也时藏语表现人们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没有谚语的藏话说得再好也是平淡无奇的,谚语是藏语精彩与否的试金石,藏族谚语“不放盐的茶没喝头,不加谚语的话没听头”凸显了无谚不成句 的藏语文化基因。加入谚语的藏话之所以动听,是因为藏族谚语融入的各种修辞手法,能够充分显示谚语的艺术魅力,增强语言的审美效果。因此听人说话带谚语就是一种艺术享受,何况藏族谚语在藏语中还能出现妙语连珠的组合拳效应,使藏族谚语的艺术魅力和语言审美效果更加大放异彩。虽然其他民族谚语在语言中也有组合拳功能,但是没有像藏族谚语这样来得强烈,来得自然,来得酣畅淋漓,难怪藏族有这样的说法:“可口的酒是甘露,悦耳的话是谚语”、“水积多了成江河,谚语积多了成学问”,像这类类别繁多,涵盖藏族社会各个领域的谚语在藏区可谓俯拾即是,不胜枚举。这些丰富多彩的藏族谚语,比喻形象,寓意深刻,不仅可以在语言交流中体验听觉艺术的审美情感,在藏族口头文学领域那更是一种极致的体验,同时藏族谚语还是藏语言文学的精华。

大凡对藏文化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辩才无碍的藏人不一定才高八斗,甚至可能大字不识一个,但说起话来个个都是谚语连篇,像这样目不识丁,却又能说会道的牧民在藏区比比皆是,说唱艺人不识文字的也不乏其人,这种神秘莫测的现象着实令人匪夷所思,不能不说是藏族社会的一大人文奇观。过去,藏族牧区的文化生态是相对封闭的,文化的单一性和纯粹性,保持了藏族原生态的文化传统,说唱作为藏族最重要的文化娱乐方式,自然备受人们的青睐和喜爱。受父母和长辈的熏陶,从小听格萨尔故事长大的牧民,在耳濡目染中,继承了父辈用谚语讲话,用谚语说唱的文化基因。当他们与人交谈和辩论的时候,随着语境的变化,与之相应的谚语会在灵光一闪间,张口即出,并且随着时间的持续,经过谚语修饰的语言妙趣横生,犹如决堤的河水滔滔不绝,谚语的组合拳效应可以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众所周知,汉语只要适合语境,成语用得越多越精彩,但是谚语却不能像成语那样接二连三地引用,这是汉语文化基因决定的语言现象。藏族谚语则不然,它可以像汉语成语那要频繁引用,用得越多越精彩,越有说服力,这是藏族谚语与生俱来的适合组合拳出击的文化个性。当一个人阐述自己的主张和观点的时候,一段话里如果连续出现不同的谚语,则意味着反复强调,强调自己所言并非不经之谈,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谚语是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提炼出来的集体经验和智慧结晶,是人们无不认可的真知灼见,由此奠定的谚语在语言中的绝对权威,使谚语在语言中的引用相当于引经据典,用得越多越能令人信服,而且毫无过犹不及之嫌。每年召开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往往有这样的现象,来自基层的代表和委员在会议讨论期间,一旦打开话匣子,便一发不可收拾,几乎成了一个人的主旨讲话,而工作人员的翻译却只有寥寥数语,原来他们在发言当中用了大量的谚语论证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所言非虚。由此可见,同冗长而枯燥的说理不同,藏族谚语的连续引用在增加语言说服力的同时,也使语言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引人入胜,这就是藏族谚语的组合拳效应。

不识文字,没有念过书,说话却口若悬河。毋庸置疑,这是谚语从中给了力,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没有文字辅助,从小靠语言信息接受知识的习惯,使他们普遍博闻强记,过耳不忘,那些数不胜数的谚语,就是他们集腋成裘,从实践中听来的。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记忆中有了丰富的谚语,就等于有了相当的语言驾驭能力,言谈辩论之间,仿佛给自己的语言施了魔咒一般,那些充满智慧的谚语就会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而且讲出来的话,或娓娓道来或侃侃而谈,如同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不啻欣赏另类相声艺术的大餐,令人叹服,令人陶醉。语言因为谚语精彩无限。可见用谚语调动的语言一旦从他们的口里出来,那就是舌灿莲花、语惊四座、出口成章、文采斐然,正应了那句话:“高手在民间,绝活出草莽”。

藏区传统曲艺“折嘎”语言幽默风趣,自成一体,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又一民间说唱艺术。表演“折嘎”的也都是擅长谚语的艺人,这些艺人被学术界称为不识字的“作家”。由此推之,那些不识字的格萨尔说唱艺人也是同出一辙,彼此一样。此外,藏区还有一种噱头十足的类似于“脱口秀”或“单口相声”的语言现象,就是用相同语音或相同结构的词组,组成排比句逗人发笑,多用于戏谑和嘲弄。因为这种段子的语言结构带有藏语言先天的遗传基因,笑点一个接一个,语言的逗哏效应可以无限放大,听人讲这种调侃味十足的笑话,无不令人为之捧腹。对于擅长此类笑谈的高人,甚至有人唯恐避之不及,生怕被其奚落而被人作为茶余饭后的笑料,这种令人笑喷的无厘头段子虽不登大雅之堂,却也是藏语言的另外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并且还是藏语不用谚语而能巧舌如簧的一种奇特的语言现象。

简而言之,英雄史诗《格萨尔》其实就是艺人把许多故事以谚为媒,用无数的谚语穿针引线缀句成文的民间文学作品。格萨尔故事之所以家喻户晓,雅俗共赏,是因为来自民间的谚语口语性很强,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而且一般都是对称的两句或四句谚,读起来音韵和谐,听起来美妙悦耳,好像动听的音乐,动人的歌,而一旦出现谚语的组合拳效应,那更像是语言艺术的交响乐,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这就是藏族谚语的魅力,是格萨尔故事精彩纷呈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藏族谚语只有用藏语讲出来才能文采飞扬的神奇所在。否则用其他语言讲出来的藏族谚语只有其意而没有其味,也就是说没有了谚语的艺术感染力,而没有艺术感染力的谚语说多了必定讨人嫌,招人厌,如同喋喋不休的絮叨,断然不会令人愉悦,给人快感,更不必奢谈什么组合拳效应。从而不难看出谚语是有民族性的,任何民族的谚语都是本民族历史文化背景和语言环境下的产物,带有本民族先天的语言基因。因此只有本民族语言讲本民族谚语才能使人产生美感,引起共鸣,更何况多数民族的语言表达形式也不像藏语有谚语的组合拳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讲,格萨尔说唱是不可翻译的,加之韵散兼行的文体和风格多样的唱腔都极富浓郁的民族特色,使翻译作品的可读性更是大打折扣。

藏族谚语在藏语里如影随形,这种血脉相依的关系决定了格萨尔说唱浓厚的母语情结,使得英雄史诗《格萨尔》翻译得再好也难免不尽人意。有句话叫“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与其差强人意还不如束之高阁,毕竟只有原汁原味的《格萨尔》才是民族的,也才是世界的。纵观学术界,尚有为数不少的人对翻译英雄史诗乐此不疲,然而翻译后的作品从读者的普遍反响,不难看出审美价值在翻译过程中丢失之严重,尤甚于其他艺术作品。很显然,使英雄史诗掉价的最大问题不是翻译水准和技巧的原因,而是藏族谚语难以割舍的母语情结使然,倘若勉为其难,只能贻笑大方,招致读者对英雄史诗的不屑。当然平心而论,少量的翻译可能对学术研究有一些参考价值,但是从文艺欣赏角度而言,那就另当别论了,这方面应该遵循的原则还是那句话“宁缺毋滥”。

纵观历史长河,藏族牧民过去的生活是逐水草而居,与牛羊为伴,除了民歌和舞蹈,更多是在语言交流中享受言谈带来的娱悦,听艺人说唱《格萨尔》那更是乐在其中。格萨尔故事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口耳相传,同样造就了藏族牧民神授般的口才,而这些口才出众的牧民无一不是以满腹谚语而著称,任何人概莫能外,这也是他们之所以有好口才的过人之处。在藏区,谚语和口才是可以画等号相提并论的,我们很难想象有藏族人不懂谚语而能言善辩,这种现象同口齿伶俐的汉人用成语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一个是在实践中无师自通,一个是从书本中学而所获。

生生不息的说唱传统,使艺人对格萨尔故事谙熟于心,讲起来也是如数家珍。倘若墨守成规,仅仅满足于人云亦云的模仿和继承,格萨尔说唱的生命力断不会如此顽强,影响力也不会如此深远。于是乎他们充分发挥创造性思维举一反三的想象力,由此及彼推演战争,譬如从一个战场,一个战事联想到另一个战场和另一个战事,而这些战场和战事的描述,则由艺人按照惯有模式和套路以及人物性格谋篇布局,构思情节,用一个又一个的谚语随机应变,把它们巧妙地连缀起来,身临其境般绘声绘色地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且起承转合之间没有大起大落,过渡自然,张弛有致,谚语在故事中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至于故事通顺不通顺,精彩不精彩,因为有谚语的组合拳效应,这都不是问题。不难想象,一旦激活潜力,开启了说唱的阀门,犹如武功练至炉火纯青,打通了任督二脉,灵感激发的艺人在如痴如醉中文思泉涌。此时的艺人在格萨尔王国里,俨然就是一名运筹帷幄的大将,排兵布阵,对垒厮杀,任桀骜不羁的想象力信马由缰,自由驰骋在格萨尔金戈铁马的疆场。

说不完的格萨尔,唱不完的格萨尔,格萨尔说唱就像艺人口中总也说不完的谚语无有穷尽。一部部版本在历代艺人的说唱和专家学者的整理下,如雨后春笋般付梓出版,这些作品是藏族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而说唱艺人在这项宏大的文化工程中更是居功至伟,不愧是藏族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播者,是藏族乃至中华民族的活宝。

西部开发实施生态移民政策以来,藏族牧民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时也带来了藏民族生活方式的变化,藏族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电影、电视和互联网的普及以及文化娱乐活动的多样性,使格萨尔说唱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越来越边缘化,格萨尔说唱的受众环境日益萎缩,受众群体日益减少,现实境遇更加严峻,因此加快说唱和整理时不我待,刻不容缓。

编辑:梦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