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世纪中期南诏与吐蕃的结盟及其关系的发展

2019-04-25 民族研究   赵心愚

八世纪中期南诏与吐蕃的结盟及其关系的发展:以《南诏德化碑》相关记载为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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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心愚,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唐天宝十一年(752)正月一日,南诏与吐蕃在邓川举行册诏仪式,双方公开结盟。以邓川册诏为界,在737—751年和753—765年这总约三十年时间中,碑文对南诏、吐蕃双方的往来及联合军事行动有较多而系统的记载。这三十年基本为八世纪的中期,是南诏与吐蕃关系发展中最重要的时期。根据《南诏德化碑》的相关记载并结合汉藏史籍材料,可对八世纪中期双方的结盟及关系发展作较为全面的研究。比较碑文中不同时间段的相关记载,可以进一步认识这一时期双方关系发展的原因、基本走向及态势、影响等。分析碑文内容并结合汉藏史籍所记,还可以得出直到阁罗风逝世时,双方关系仍处于较好状态,结盟关系也依然得到维持的结论。

关键词】 《南诏德化碑;八世纪中期;南诏;吐蕃

《南诏德化碑》是南诏时期的重要碑刻,唐樊绰《云南志》及《新唐书·南诏传》、《资治通鉴》等史志的相关记载中都提及此碑,元郭松年《大理行记》则明确称之为“德化碑”。由于此碑为南诏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不见于其他史籍记载的第一手材料,因而引起南诏史、云南地方史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方国瑜先生对《南诏德化碑》进行过全面的考证,他曾言:“此为云南最大碑,亦为历史资料最富之碑。”并称:“碑文所载,有文献不足不能详考者。”向达先生亦指出:“《南诏德化碑》是研究南诏历史最重要的一篇文字。”西方学者也十分重视此碑的资料,著名学者沙畹(EdouardChavanns)和伯希和(PaulPelliot)都在相关的研究中,多次结合此碑记载对云南地理及南诏史中的一些问题作考证和分析。
《南诏德化碑》的材料涉及诸多方面,除政治、经济、军事及民族分布等外,还有与以上各方面相关的南诏与周围各族及政权的关系,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南诏与吐蕃的关系。有学者在分析了此碑记载后说:《南诏德化碑》“记录‘天宝战争’前后情况极为详尽,其中反映南诏和吐蕃的关系多为文献所不载”。此言是在与汉藏史籍文献的相关记载作比较之后强调了此碑在南诏与吐蕃关系研究中的重要价值。笔者曾根据此碑材料对南诏告身制度进行了初步研究,已涉及双方关系,现拟以碑文中相关记载为线索,结合相关汉藏史籍文献的记载对八世纪中期南诏与吐蕃结盟及关系发展作一系统探讨。

此碑相关内容可划为两大时间段。碑文明确记载,吐蕃于唐天宝十一年正月在邓川册封南诏阁罗凤为“赞普钟南国大诏”,南诏则因此而改元为“赞普钟元年”。以上行动,标志着南诏吐蕃公开结盟以共同对付唐。在八世纪中期中国历史和云南地方史及南诏与吐蕃关系史上,双方公开结盟均是一重大事件。从碑文所记可知,《南诏德化碑》记事止于赞普钟十四年(765),立碑时间应在次年,即公元766年。但细读碑文可发现,此碑记事起于何时并不明确。不过,根据碑中“洎先诏与御史严正诲谋静边寇,先王统军打石桥城,差诏与严正诲攻石河子,父子分师,两殄凶丑,加右领军卫大将军”—语,可先结合史籍记载确定此战的具体时间,然后再推记事大致起于何时。唐樊绰《云南志》中,有“开元年中,蒙归义攻石桥城,阁罗凤攻石和”的记载。蒙归义,即皮罗阁,阁罗凤之父,也就是前所引碑文中的“先诏”、“先王”。“开元年中”是何年呢?冯甦《滇考》称:“开元二十五年皮罗阁与御史严正诲谋击吐蕃,自统军打石桥城,令子阁罗凤攻石和子。”冯甦的看法可能是根据樊绰《云南志》卷5开元二十五年“逐河蛮”的记载提出的。碑文开始段文字未记史事,至记此战之前,只有“唐朝授右领军卫大将军兼阳瓜州刺史”一语,这是阁罗凤曾有的职衔。阁罗凤为唐右领军卫大将军兼阳瓜州刺史时间由于史籍无明确记载,研究者看法不一。马长寿先生认为在开元初甚至开元前,即公元713年或之前;方国瑜先生认为,唐授此职在皮罗阁封云南王时,即开元二十六年,738年。但从唐对南诏的大力扶持看,阁罗凤被授此职时间应在此战之前不久。由此可推知,此碑实际记事起于此战或此战之前不久,也就是737年前不久。明确了这几个时间后,碑文所记相关内容可以752年公开结盟为界将737年至765年划分为两个时间段,此三十年基本为八世纪的中期,涉及南诏与吐蕃公开结盟之前十多年和公开结盟之后十多年双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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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方公开结盟前的记载

相对而言,《南诏德化碑》碑文记南诏与吐蕃公开结盟前这一段总的文字比后一段的文字要略多一些,但涉及双方关系的记载前者却不如后者明确、详细。从737年前不久到751年,碑文在这十多年的记载中明确提及吐蕃的仅有三处:一是在记唐越嶲都督张虔陀死和姚州城被攻占之前,列举了张虔陀六大罪状,其第一就是“吐蕃是汉积仇,遂与阴谋,拟共灭我”。据《旧唐书·南诏传》和《资治通鉴》卷216的记载,阁罗凤领兵攻陷唐姚州城及都督张虔陀死一战发生在唐天宝九年,即公元750年。此处在这种情况下首次明确提及吐蕃。阁罗凤兵围及攻占姚州城及安宁城后,与唐王朝矛盾进一步激化,唐调兵讨南诏。次年,唐军将至,形势严峻,阁罗凤曾遣使谢罪。碑文记其使言。“往因张卿谗构,遂令蕃汉生猜,赞普今见观衅浪穹,或以众相威,或以利相导。倘若蚌鹬交守,恐为渔父所擒……幸容自新广言中的“赞普”,即当时在位的吐蕃赞普赤德祖赞。这是碑文在这一时间段中第二次明确提到吐蕃,时间是751年。碑文接着又记,阁罗凤请求“幸容自新”遭唐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拒绝之后,南诏“即差首领杨利等于浪穹参吐蕃御史论若赞。御史通变察情,分师人救”。这是碑文在这一时间段中第三次明确提到吐蕃,时间距南诏遣使谢罪不久,亦应是在751年。从三次明确记载的时间看,均在750年至751年这两年中。南诏与吐蕃双方的关系是否在此时才存在呢?更重要的是,碑文在之前的内容中是否就完全没有这一关系的任何记载呢?仔细分析碑文在750年前的记载,可以认为其750年前的记载中也有与吐蕃相关的内容,可能只是出于某种考虑,碑文没有明确提到吐蕃,不过与其他史籍对照便知碑文所记实际上与吐蕃有关。

前已谈及,碑文载:“洎先诏与御史严正诲谋静边寇,先王统军打石桥城,差诏与严正诲攻石和子,父子分师,两殄凶丑。”之后,碑文又记无何,又与中使王承训同破剑川,忠绩载扬,赏延子嗣……二河既宅,五诏已平”。碑文中的这一段记的是南诏在控制爨地之前,逐河蛮、灭五诏及击败退保剑川之三浪势力的军事扩张行动。需要明确的是,南诏的这些扩张行动当时是得到唐王朝的大力支持的,碑文中提到的“御史严正诲”和“中使王承训”均为唐王朝派出的官员,这足以证明唐当时对南诏扩张势力范围所持的支持态度。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唐之所以如此支持南诏,是为了对抗南下渗入洱海地区并企图控制这一地区的吐蕃势力。根据新、旧《唐书》的记载,吐蕃势力进入洱海地区后当地已出现一批亲吐蕃的民族部落,这对唐经营云南十分不利。有学者研究后指出,“其时,河蛮已通吐蕃”,“诸诏皆通吐蕃”。因此,逐河蛮、灭五诏、破剑川,虽然看起来针对的只是亲吐蕃部落,但实际上是打击了南下的吐蕃势力。所以,《旧唐书·南诏传》对此的记载称:南诏“并五诏,服群蛮,破吐蕃之众兵”。《新唐书·南诏传》中亦有南诏此时“遂破吐蕃”的记载。分析这些记载可知,南诏在扩张过程中除了主要打击亲吐蕃的部落势力外,与南下的吐蕃军队也应有过冲突,只是这种直接冲突可能规模并不大。碑文虽然简略,但很明确地记载了南诏当时的这些扩张势力范围的行动,尽管出于某种考虑不明确提及吐蕃,但事实上是与吐蕃有关的。因此,碑文在这一时间段的记载中,有关南诏扩张的记载实际上也涉及南诏与吐蕃关系。在逐河蛮,灭五诏之前,南诏是否也与吐蕃有关系呢?根据藏文史籍文献的记载,双方也应是有关系的,由于这已在碑文记叙的时间范围之外,所以此处不专门作讨论。

南诏与吐蕃公开结盟之前,唐与吐蕃已在洱海地区争斗多时。相对弱小的南诏为了自身的利益,需要小心翼翼地妥善处理与两强的关系,最佳选择是与两强都保持某种形式的友好关系。与此同时,不论是唐王朝还是吐蕃,此时也竭力拉拢南诏;而唐与吐蕃在洱海地区的激烈争夺事实上又为南诏与两方都保持关系并发展自己提供了活动空间和条件。分析汉藏史籍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发现在唐大力扶持南诏之前,南诏与吐蕃暗中已是有友好往来的,唐大力扶持、支持南诏,实际上只是竭力在拉拢南诏,使之疏远吐蕃。在这样的形势下,南诏在一段时期内借唐的支持对洱海地区的亲吐蕃势力展开了军事行动,并与吐蕃也有过某种程度直接冲突,但双方原巳有的友好关系仍然得到了维持。当控制了爨地之后,随着势力的膨胀,南诏与唐开始出现冲突,双方矛盾渐激化,至天宝九年时矛盾已呈白热化。为维护自身利益,此时的南诏在新形势下又必然向吐蕃靠拢,借吐蕃之力以对抗唐,于是与吐蕃的关系便急剧升温。这种大背景之下,碑文此时第一次明确提及吐蕃时称“吐蕃是汉积仇,遂与阴谋,拟共灭我”应不是事实。从有关文献记载和碑文所记分析,当时的情况当与之正好相反,是南诏与吐蕃合谋,争取后者支持以对抗唐王朝。天宝十一年,兼领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在进献俘表中就曾言:“吐蕃与其潜谋。”应强调的是,杨国忠虽是752年上表言此事,但在唐的强大压力下南诏与吐蕃合谋应在张虔陀死之前就已出现了。元人张道宗《记古滇说》中,就有南诏天宝“八年……兵亦练熟,结好吐蕃”的记载。天宝八年已“结好吐蕃”,其时间就在攻占姚州城之前了。如果张道宗之说因时间较晚还不能作为可靠依据,那么分析碑文也可发南诏早与吐蕃有往来,双方关系事实上已非同一般。这是因为,此时阁罗凤敢于置后方于不顾,在吐蕃驻兵浪穹的情况下仍调集大军去合围姚州并最后攻占,说明双方当时巳不是一般合谋,而是已有对付唐的某种协定。同样,吐蕃在南诏大军出动之后并没有趁机一举夺取大和等城,也说明其与南诏有着共同的战略协定。因此,之前碑文称张虔陀与吐蕃“遂与阴谋,拟共灭我”显然不是事实。作这样的相反记载,可能是出于某种考虑,即表明阁罗凤在道义上是不存在问题的,因为此碑是为阁罗凤歌功颂德,内容不能与之有相悖之处。从敦煌古藏文写卷材料看,应就在这两年之内,阁罗凤还亲自到过吐蕃与赞普见过面但碑文亦未记载。究其原因,也可能如此。这一时段碑文第二、三次明确提到吐蕃时,表明双方关系当时巳处于相互信任状态,这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符,与之后形势的发展也相一致。750年至751年,在唐王朝强大压力之下南诏与吐蕃往来渐公开化,先是南诏敢于毫不掩饰地面对唐官员说吐蕃对其已采取的主动行动,以此向唐施压;其后南诏又敢于遣使赴吐蕃营地请求其派兵相援,而吐蕃御史论若赞“通变察情”,也应其请求迅速出兵,与南诏合击唐军。这一时间段的碑文记载表明,在八世纪中期的前阶段,尽管南诏与吐蕃还未公开结盟,但双方关系事实上巳非常密切,为公开结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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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双方公开结盟

标志着南诏与吐蕃公开结盟的邓川册诏仪式是在唐天宝十一年正月一日举行的。在举行仪式之前,南诏与吐蕃已为仪式的举行做了必要准备,尽管这些准备活动发生在751年末,但因是册诏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本文将碑文中有关记载仍应归入公开结盟。南诏在吐蕃出兵支持下击败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所率唐军后,即与将领“合谋”公开与吐蕃结盟。碑文载:“既而合谋曰:‘……亲仁善邻,国之宝。’”所谓亲仁善邻,就是与吐蕃公开结盟,目的是借吐蕃之力以对抗唐。做出决定之后,南诏便迅速着手准备。碑文载:“遂遣男铎传、旧大酋望赵佺邓、杨传磨侔及子弟六十人,资重帛珍宝等物,西朝献凯。”分析这一记载,方国瑜先生认为南诏使者可能到了今西藏拉萨。南诏此时派出如此规模和级别的使团赍宝物赴吐蕃,应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献凯”,而是代表阁罗凤去表明与吐蕃公开结盟的愿望。吐蕃从战略上考虑,对此反应非常积极。碑文又载:“属赞普仁明,重酬我勋效,遂命宰相倚祥叶乐持金冠、锦袍、金宝带、金帐床、安扛伞鞍、银兽及器皿、珂贝珠、毯、衣服、驼马、牛鞍等,赐为兄弟之国。”所谓“赐为兄弟之国”,即吐蕃已同意南诏的公开结盟请求,进一步密切双方关系。“兄弟之国”与碑文之后所记的“赞普钟”一致。“钟”即藏语gcung,“弟”之意,“赞普钟”,即赞普之弟。这些准备完成之后,邓川册诏仪式便可正式举行了。

邓川册诏是南诏与吐蕃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双方关系由此实现极大提升,对唐蕃战和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碑文对这一仪式的记载是:“天宝十一载正月一日,于邓川册诏为赞普钟南国大诏,授长男凤伽异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马大将。凡在官僚,宠幸咸被。山河约誓,永固维城。改年为赞普钟元年。”这一段碑文内容虽不多,但对这一历史事件作了非常明确的记载,可补汉藏史籍有关记载之不足,因而非常有价值。细读这一材料,可以发现邓川册诏仪式具有这样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一,南诏与吐蕃都高度重视邓川册诏仪式,仪式不仅规模大,而且级别高。碑文记载,南诏方阁罗凤及其长子凤伽异皆参加了这一仪式,南诏的文武高官也有不少参加了这一重大活动;吐蕃方出席者以赞普派出的代表宰相倚祥叶乐为首,具体的人员情况虽缺乏记载,但以其为首,使团中也应有不少文武高官。此处碑文中所言的“吐蕃宰相”,当为《新唐书·吐蕃传》中所记的“吐蕃大相”,即藏语blmiche的意译。“大相”为吐蕃百官之长。其二,吐蕃方在这一公开的隆重仪式上正式册封阁罗凤,南诏方也公开接受册封,双方以这一仪式宣告了公开结盟。实际上,双方也是以此向唐展示结盟力量,向唐施压。其三,碑文此处称,“山河约誓,永固维城”,说明在此册封仪式上,双方还举行了盟誓。盟誓是结盟双方按一定礼仪在商定的地点举行的表达承诺的一种活动。从文献记载看,盟誓制度是吐蕃的古老制度之一。但此次盟誓是哪一方率先提出的呢?从当时的形势和南诏、吐蕃双方实力对比来分析,当为南诏提出,阁罗凤以此实现借吐蕃顶住唐的压力;从吐蕃与周围各部落、政权多盟誓的记载看,当然也有可能是吐蕃提出,以此拉拢南诏。根据碑文所载,双方盟誓时,南诏为表其心,改元为“赞普钟元年”,以此表明不再奉唐正朔,这也是南诏与唐决裂的公开姿态之一。邓川册诏仪式于唐天宝十一载正月一日举行,改元之后天宝十一载即为赞普钟元年。碑文在邓川册诏后,即记赞普钟二年(公元753年)事,赞普钟元年正月之后再无记载,这一年南诏、吐蕃与唐之间再无战争吗?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从大的形势来分析,唐在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军攻南诏行动失败后,必不会因此而轻易放弃。事实上从之后的碑文记载来看,唐也在积极集结力量,拟采取新的行动。《资治通鉴》天宝十一载六月条中,有“甲子,杨国忠奏吐蕃兵六十万救南诏,剑南兵击破之于云南,克故隰州等三城”的记载。《通鉴考异》:“《实录》:‘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剑南节度使杨国忠破吐蕃于云南,拔故隰州等三城,献俘于朝、《唐历》:‘国忠上言破吐蕃于云南,拔故洪州等三城。’按国忠时在长安,盖剑南破吐蕃,以国忠领节制,故使之上表献俘耳。”同书天宝十一载十月条又载:“……南诏数寇边,蜀人请杨国忠赴镇,左仆射兼右相李林甫奏遣之。……国忠比至属,上遣中使召还。”《资治通鉴》这两条材料记载了天宝十一载六月南诏与吐蕃联兵攻唐和十月南诏寇边,两事均为《南诏德化碑》所不载。《资治通鉴》天宝十一载这两事的记载是否可信呢?这需要进一步比较分析。《册府元龟》中,有杨国忠天宝十一载破吐蕃云南救兵即吐蕃南诏联兵和唐反击的记载。新、旧《唐书·南诏传》中,记阁罗凤北臣吐蕃后即记天宝十二载事,对两事均无记载。《旧唐书·杨国忠传》中,记鲜于仲通败后“国忠掩其败状”,李宓死于阵后“国忠又隐其败,以捷书上闻”,两次隐其败皆系于天宝十一载之前。此传天宝十一载记载明确称:“南蛮侵蜀,蜀人请国忠赴镇,林甫亦奏遣之。”这一记载,与《资治通鉴》“南诏数寇边”的记载一致。《新唐书·玄宗本纪》载:“天宝十一载六月壬午……杨国忠败吐蕃于云南。”《新唐书·吐蕃传》在天宝十载与十二载记载之间则称:“是时,吐蕃与蛮阁罗凤联兵攻泸南,剑南节度使杨国忠方以奸罔上,自言破蛮众六万于云南,拔故洪州等三城,献俘口。”王忠先生分析这一条材料后认为,所谓联兵攻泸南,即《资治通鉴》天宝十一载六月条所记之事。王吉林先生在其著作中也对这一条材料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此记载“明言杨国忠妄言”,即天宝十一载南诏与吐蕃联兵攻唐事不可信。并且认为,此年“唐军未能有所行动”,即唐军此年也没有在云南反击南诏、吐蕃。方国瑜先生在分析了这条材料及《资治通鉴》天宝十一年六月条、《全唐文》卷346所载杨国忠《破吐蕃献俘表》后认为,“这是在川西吐蕃战事,与泸南阁罗凤战事牵涉为一,以掩盖鲜于仲通的失败”。很明显,方国瑜先生的看法与王吉林先生相反,他认为《资治通鉴》天宝十一载六月条的记载是事实,只是这一战事主要发生在川西,杨国忠的问题是将其与发生在云南的战事混在了一起以掩鲜于仲通之败。分析史籍记载和各位学者的看法,可以认为在邓川册诏后,南诏于天宝十一载正月之后在洱海地区之外对唐应是有军事行动的,吐蕃此时在川西一些地区对唐也应是有进攻的,而且双方结盟后的行动也是相互配合的,《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不能完全否定。当然,其事可能有夸大,也当存在方国瑜先生所说的问题,但不能因此而将其完全视为妄言。《南诏德化碑》对天宝十一载正月公开结盟之后发生的事不作记载,可能有的是规模太小,有的则是因为在对唐的进攻中并未得手。这种不作记载,并不是疏漏,实际上与此碑歌颂阁罗凤的主要目的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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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双方公开结盟后的记载

南诏与吐蕃公开结盟后,唐王朝不仅在今云南地区,而且在唐蕃战场的整个南线都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要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唐首先需要恢复姚州这个重要的战略支撑点。为此,唐采取了一些行动,但已与吐蕃结盟的南诏决不让唐实现其战略意图。碑文在记邓川册诏后载:赞普钟“二年(唐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汉帝又命汉中郡太守司空袭礼、内使贾奇俊帅师再置姚州,以将军贾灌为都督。佥曰:‘汉不务德,而以力争,若不速除,恐为后患、遂差军将王兵各绝其粮道,又差大军将洪光乘等神川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同围府城。信宿未踰,破如拉朽,贾璀面缚,士卒全驱”。此处提到的“内使贾奇俊”,碑文在此之前记张虔陀事件时已见记载,称之为“中使贾奇俊”,此人当时上奏南诏“将叛”。《南诏德化碑》记此事时称:“属竖臣无政,事以贿成,一信虔陀,共掩天听,恶奏我将叛。”在南诏人看来,贾奇俊与张虔陀一样是仇视南诏的人。此处碑文在“又差大军将洪光乘”后有一“等”字,王忠先生疑“等”字本为“与”字。笔者认为,也可能是“等”宇之后脱一“与”字,因碑文在此处之前,已有“差某某等”的表述。再置姚州事不见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等史籍记载,因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一段记载反映了当时这一地区的形势和南诏、吐蕃关系在继续发展。从此记载看,唐并未放弃对云南的经营,但南诏与吐蕃的结盟已使唐出兵十分慎重,或此时唐在当地的兵力有限,只能以再置姚州先作试探。同时,材料也表明,当年南诏在攻破姚州之后也未派兵驻守,所以唐很快得以再置。重要的是碑文这一记载还说明,面对唐对姚州的重新控制,南诏与吐蕃及时共商了对策,协调了行动,所以南诏一边迅速派军队断唐姚州驻军粮道,使之未战先乱;一边又及时派军队与吐蕃军队合围姚州,针锋相对展开进攻。在南诏与吐蕃联军的打击下,粮道已断的唐军无心恋战,姚州城很快又被攻破,都督贾璀也被活捉。重置姚州的失败,使唐在南线改变被动的这一努力受挫,如无此碑记载,我们不可能知道此战的发生及结局碑文对此战的简要记述,反映出在公开结盟之后南诏与吐蕃关系得到深化,在军事行动上已出现高度一致性。

再置姚州失败后,尽管当时的地区形势对唐显然不利,但唐仍再次出动大军深人洱海地区打击南诏。唐在此时采取这一行动,表面上看是不能容忍南诏背唐,但更可能是急于要改变南线的被动局面。不过,此行动显然误判了当时的形势。碑文载:赞普钟“三年(唐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汉又命前云南郡都督兼侍御史李宓、广府节度何履光、中便萨道悬逊,总秦陇英豪,兼安南子弟,顿营陇坪,广布军威。乃舟楫备修,拟水陆俱进”。这一段记载,尽管没有记唐军人数,但仍可看出唐军兵分两路,水陆并进,声势浩大。面对进攻,碑文记南诏与吐蕃的对策是:“遂令军将王乐宽等潜军袭造船之师,伏尸遍毗舍之野。李宓犹不量力,进逼邓川。时神川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来救,已至巴躏山,我命大军将段附克等内外相应,竞角竞冲。彼弓不暇张,刃不及发,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流血成川,积尸壅水,三军溃魁,元帅沉江。”此处提到的“李宓”,碑文在记诸爨事时数次提及,称李宓“外形忠正,佯假我郡兵;内蕴奸欺,妄陈我违背”。根据此碑这一段记载,可知李宓在水路已受阻的不利形势下,仍孤军深入“进逼邓川”,因而被早有准备的南诏、吐蕃军队夹击,以惨败结束这次军事行动。此战其他史籍中虽有记载,但不如此碑详细。《新唐书·南诏传》载:“会杨国忠以剑南节度使当国,乃调天下兵凡十万,使侍御史李宓讨之,辇饷者尚不在,涉海而疫死相踵于道。宓败于大和城,死者十八。”《旧唐书·南诏传》的记载与之大致相同。只是“疫死”称之为“瘴死”。两书《南诏传》的有关记载都没有明确记此战时间,而两书的《玄宗本纪》中皆记为“天宝十三载六月”。相对而言,对此战记载较为详细的是《资治通鉴》卷217,其记载为:天宝十三载,“六月……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阁罗凤诱之深入,至大和城,闭壁不战。宓粮尽,士卒罹瘴疫及饥死什七八,乃引还,蛮追击之,宓被擒,全军皆没”。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治通鉴》中还有天宝十二载夏五月“壬辰,以左武卫大将军何复光将岭南五府兵击南诏”的记载。何履光所率之军当主要即碑文中所记的“安南子弟”,但时间却早了一年。方国瑜先生分析后认为:十二载应为十三载之误,“盖李宓出兵,命何履光策应,可能是何履光还没有到西洱海,李宓已遭失败,退回,逗留在安宁”。方国瑜先生显然是根据碑文记载提出这一看法的。分析《资治通鉴》及碑文记载,也极有可能是何履光所率军队作为牵制力量,虽然天宝十二载夏五月已得令出征,但深人到南诏控制区却是在次年六月或之前不久,所以碑文中将其与李宓军记在一起。将碑文对此战的记载与各史籍记载作一比较,还可发现一应指出的问题,即碑文明确记载了吐蕃军队参战。分析碑文记载,论绮里徐亲自率吐蕃军攻击,与南诏军“内外相应”,是李宓兵败的主要原因。《资治通鉴》等史籍对吐蕃出兵参战没有做任何记载,可能是唐人当时对此的确不知,也有可能是唐边吏隐而不报。

细读碑文可发现,《南诏德化碑》中没有赞普钟四年的任何记载,这当与南诏、吐蕃、唐三方当时的具体情况有关。作为南诏,在赞普钟三年的大战之后,面临唐的巨大压力,需要一定时间做好再战的准备,因此当与唐无军事接触。根据藏文文献记载,吐蕃王朝内部在前一年发生了赞普赤德祖赞被大臣谋杀的重大事件。此事件发生之后,吐蕃内部需要一定时间处理这场政治危机,王子赤松德赞需要打击反叛者,稳定局势并确立自己的统治。这种情况之下,吐蕃在洱海地区也不会对唐主动进攻。南诏与吐蕃公开结盟后,一直企图扭转被动局面的唐王朝在李宓军大败之后,由于朝政紊乱,割据势力发展,此时已处于安史之乱的前夜,也无力再派大军深入云南对南诏展开进攻。正是由于这样的具体情况,所以碑文中对这一年没有任何记载。

唐天宝十四年冬,也就是南诏赞普钟四年冬,安禄山发动叛乱,叛军从范阳向南进军,唐河北、河南各地先后陷入混乱。次年,安禄山称帝,叛军进入长安,唐玄宗仓皇逃往剑南。唐朝内乱给南诏与吐蕃都带来难得的机遇,从此南诏、吐蕃在南线对唐又展开战略进攻。碑文载:赞普钟“五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窃据河洛,开元帝出居江剑。赞普差御史赞郎罗于恙结赍敕书曰:‘树德务滋长,去恶务除本。越嶲会同,谋多在我,图之此为美也。’诏恭承上命,即遣大将军(应为军将,本文作者注)洪光乘、杜罗盛、段附克、赵附于望、罗迁、王迁罗奉清平官赵佺邓等,统细(于)[子]蕃从昆明路,及宰相倚祥叶乐、节度尚检赞同伐越嶲。诏亲帅太子藩围逼会同。越嶲固拒被僇,会同请降无害。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积储,一月馆谷”。此段碑文中的越嶲、会同,即今四川西昌、会理;昆明,即今四川盐源。分析碑文所记,昆明当在此之前已为吐蕃控制。这些地区,本为唐的统治区域,也是唐经营云南的重要战略支撑地区。此战新、旧《唐书·南诏传》虽有记载,但十分简略,时间也不明确,只有《资治通鉴》的记载中,称南诏“陷越嶲会同军,据清溪关”是在至德元年九月。不过,《资治通鉴》与新、旧《唐书·南诏传》一样,有关记载中都未提及吐蕃参与此战。《新唐书·吐蕃传》中,有吐蕃“至德初,取嶲州……诸城”的记载。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至德元年九月条相关记载下引《通鉴考异》称:“《唐历》,是月吐蕃陷嶲州。《新传》,是岁阁罗凤乘衅取嶲州会同军云云。盖二国兵共陷嶲州也。”所言《新传》,即《新唐书·南诏传》。尽管《通鉴考异》作者可能并未看到《南诏德化碑》的记载,但其结论是正确的,新、旧《唐书·南诏传》及《资治通鉴》在其记载中不提吐蕃参与此战显然是一漏记。分析此段碑文,可知南诏与吐蕃对唐内乱情况的了解和掌握,也可看到南诏与吐蕃在公开结盟之后阁罗凤是完全听命于吐蕃的,碑文中“诏恭承上命”一语,明确了南诏与吐蕃的这种关系和阁罗凤对吐蕃赞普所持的态度。碑文所记表明,吐蕃不但发起组织了此战,而且派出官员指挥并率领精兵参战,宰相倚祥叶乐、节度尚检赞均出现在战场上,这表明赤松德赞赞普即位后,吐蕃仍高度重视与南诏的同盟,并着力加强在南线与唐争夺。从这段碑文也可看到,接到赤松德赞敕书之后,阁罗凤不仅迅速派出数位大军将和清平官率军队配合吐蕃军进攻越嶲,而且亲自率领太子藩围会同,这反映了结盟之后南诏在战略上配合了吐蕃在唐蕃战场南线上的行动。

越嶲、会同及昆明也是西川地区的前沿,丢掉这些地方,唐更为被动,不仅难以再图云南,而且西川也将直接面临南诏与吐蕃的联合进攻。因此,唐在越嶲、会同失败后,很快又不得不采取了新的行动。碑文载:赞普钟“六年(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汉复置越嶲,以杨廷琎为都督,兼固台登。赞普使来曰:‘汉今更置越嶲,作爰昆明,若不再除,恐成滋蔓’。既举奉明旨,乃遣长男凤伽异驻军泸水,权事制宜;令大军将杨传磨侔等与军将欺急历如数道齐人。越嶲再扫,台登涤除,都督再擒,兵士尽掳。于是扬兵邛都,而汉将大奔;回施昆明,倾城稽颡”。将这一段碑文与上一年碑文的记载结合起来分析,可以认为南诏与吐蕃在公元756年攻破越嶲及逼降会同之后,并没有派兵驻守,主要行动是掠走这两地的人口和财物,所以唐次年在未见冲突记载的情况下“复置越嶲”,“兼固台登”。唐这一行动的目的,是在夺姚州无望的情况下,通过再置嶲州,巩固北面的台登,这样既可一定程度缓减压力,摆脱被动,保住西川屏障,又可待时机进而图昆明,再寻找机会夺姚州,以完成对经营云南的战略准备。从此段碑文记载看,赤松德赞对唐蕃南线战场仍高度重视,掌握唐军动向之后即派出使者,令南诏迅速出兵,再次攻占越嶲并夺取唐在这一地区的另一战略据点台登。阁罗凤在接到赞普敕令之后,“既举奉明旨”,迅速行动。可见,此时双方关系十分紧密,行动一致,结盟双方仍是吐蕃赞普主导。从赞普的具体要求和碑文“回旆昆明”语来看,这一次行动仍是南诏与吐蕃合兵展开的进攻。结合汉藏史籍的相关记载,可证实这一点。分析当时的形势,赞普应不只是派出使者传令,同时派出军队与南诏军队共同作战是情理之中的事。此段碑文中,有“扬兵邛都,而汉将大奔”语,概括地记述了此战之后唐在嶲州地区的势力已被清除,这一地区被南诏与吐蕃完全控制。这一事实同时表明,自册诏以来,南诏与吐蕃的关系发展良好,双方在唐蕃战场南线合兵攻唐,统一指挥,协调行动,使唐在战略上完全处于被动局面。

南诏与吐蕃夺取嶲州一事在汉藏史籍与文献中也有记载,但与碑文所记略有出入。《旧唐书·南诏传》载:“会安禄山反,阁罗凤乘衅攻陷嶲州及会同军。”《新唐书·南诏传》记此事与《旧唐书》所记基本相同。前已言及,两书《南诏传》的记载均没有明确时间,也没有提及吐蕃。《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九月条记南诏乘乱陷嶲州、会同军,明确了此事时间,但也没有提到吐蕃。对照碑文可知,完全不提吐蕃显然是漏记。《新唐书·肃宗本纪》载:“至德元载,……是岁,吐蕃陷嶲州。”《新唐书·吐蕃传》中,有吐蕃“至德初,取嶲州……诸城”记载。《新唐书·地理志》亦载:“嶲州……至德二载,没吐蕃。”这几条材料又完全不提南诏,对照碑文可知亦为漏记。除肯定是南诏与吐蕃合兵攻占嶲州外,对照碑文还可看出,其他史籍记载中唐失嶲州的时间只有《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最为准确,其他几处记载或语焉不详,或仅记南诏与吐蕃第一次进攻嶲州的时间,并将此时间误为嶲州最后落于南诏吐蕃之手的时间了。除汉文史籍外,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P.T.1288卷中,对合兵夺嶲州一事亦有一条材料。这一材料中所记时间及战争与碑文和其他史籍所记合,提到的论泣藏、尚息东赞,是否即碑文中所记同伐越嶲的倚祥叶乐、尚检赞,从现在所知的材料来看尚难考,但P.T.1288卷的这一记载亦证实夺取嶲州之战是南诏与吐蕃合兵进行的,因而碑文的有关记载比其他史籍记载详细。此卷这一记载将夺取嶲州系于公元756年,应仅指碑文所记的第一次攻占嶲州及会同军的行动,次年的再夺越嶲及取台登,此卷未作任何记载,可能与战争规模小于第一次有关,当然也可能有另外的原因。分析碑文及其他史籍记载,与第一次夺嶲州、取会同之后不同,南诏与吐蕃在公元757年再夺嶲州、取台登之后,在嶲州、台登、会同一带驻有军队据守,控制了大渡河以南地区,西川因此直接面临南诏、吐蕃的联合进攻。方国瑜先生分析了此碑碑文和史籍记载后认为,公元757年后,南诏与吐蕃“得大渡河以南之地,南诏占嶲州南部,吐蕃占嶲州北部”,至贞元十年,南诏势力才至大渡河边。方国瑜先生所言甚是。需要补充的是,这一时期南诏与吐蕃虽然分别占领嶲州南北部,但结盟双方的军队因对唐作战是可通行于对方在嶲州的控制区的。《新唐书·突厥传》载:“广德、建中间,吐蕃再饮马岷江,常以南诏为前锋,操倍寻之戟,蜀兵折刃吞镞,不能毙一戎。”唐广德年共两年,即公元763年、764年,“广德、建中间”,应包括《南诏德化碑》公元766年立碑前几年。757年南诏、吐蕃完全控制嶲州后,再继续合兵进攻唐西川是事实,但有关军事行动碑文未载。据《新唐书》这一记载,南诏出兵配合吐蕃攻西川必经嶲州北部吐蕃控制区域,这就证明尽管分别控制嶲州南北部,但结盟双方军队因战争是可通行于对方在这一带控制区的,也证明此时期双方是相互信任的。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一时期南诏多次从嶲州北部出兵配合吐蕃攻西川,唐人才以为南诏已占据大渡河南地,《新唐书·南诏传》及《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年九月条也才留下了南诏“据清溪关”的记载。

尽管《南诏德化碑》在邓川册诏(公元752年)之后,从753年至碑文记事止(公元765年)这一段时间的后半段(公元758年一765年)未再提到南诏与吐蕃的往来或与吐蕃的联合行动,但从《新唐书·突厥传》记载和碑文之后所记来看,结盟关系在立碑之时应非常紧密,双方关系显然继续得到了发展。这是因为,如果双方关系已转为冷淡,就不可能常合兵攻唐;如果双方此时矛盾激化,阁罗凤就不可能集中兵力去征服寻传、祁鲜、裸形等地区并巩固其东部地区。

在碑文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足以说明作碑立碑之时南诏与吐蕃相互支持,关系非常密切的材料。碑文在结束处称:“时清平官段忠国、段寻铨等咸曰:有国而致理,君主之美也;有美而无扬,臣子之过也。夫德以立功,功以建业;业成不记,后嗣何观?可以刊石勒碑,志功歌德,用传不朽,俾达将来。”在其后的赞词中亦称:“德以建功,是为不朽;石以刊铭,可以长久。”分析这些内容,可知立碑的目的是为阁罗凤歌功颂德。在当时南诏群臣心中,阁罗凤的功德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从碑文内容看,主要是背唐投蕃而非其他。在当时的南诏人看来,正是因为阁罗凤决定与吐蕃结盟才有了吐蕃的强力支持,南诏也才顶住了唐的强大压力得以发展。所以碑文中称:“岂惟我钟王之自致,实赖我圣神天帝赞普德被无垠,威加有载。”赞词中亦称:“明明赞普,扬天之光;赫赫我王,实赖之昌。”从碑文对阁罗凤功德的肯定和对吐蕃赞普的称颂中,还可知作碑立碑之时双方关系非常友好。分析碑文所记还可以认为,双方为了密切关系,结盟之后已正式建立了使节往来、协同作战、分兵驻守等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既使南诏、吐蕃结盟关系在八世纪中期后半段日益得到巩固,又增强了双方统一防御和攻击唐的能力,使唐在南线一度陷于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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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通过以上对碑文前后两个时间段记载的分析与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结盟的发展由吐蕃主导,南诏在结盟后已将自己置于臣属的地位。双方公开结盟之后,南诏与吐蕃相互支持,配合行动,赞普直接组织对唐进攻,阁罗凤亦领兵参战,关系由此得到深化发展。同时,这一结盟的出现,使唐在南线由主动转为被动,由进攻转为防御,并影响了整个唐蕃战场。这是碑文所记近三十年里南诏阁罗凤与吐蕃赤德祖赞、赤松德赞两位赞普在位时双方关系发展基本走向与态势、影响。

从《南诏德化碑》碑文内容及赞词中一些语句看,可以肯定,作碑之时南诏与吐蕃的结盟关系应是巩固的,而刻有这样内容的碑能顺利立于次年也说明立碑之时双方关系仍处于较好状态。分析汉藏史籍中的有限记载,这种状态在八世纪中期及之后应还持续了一段时间。

前面的分析与比较多强调了《南诏德化碑》所记材料的价值。在南诏与吐蕃关系研究中,由于此碑的资料可补汉藏史籍记载之不足,因而其价值必须高度重视。但与此同时,对碑文中存在的不足与问题也必须注意。首先,前已谈及,在公开结盟之前,南诏在扩张过程中的一些行动实际上与南下进人洱海地区的吐蕃有关。在唐的大力支持下,南诏此时击败了洱海地区其他势力,其中包括亲吐蕃的势力。在这一过程中,南诏实际上也应与南下的吐蕃军队发生过直接的但应是一定范围内的冲突。由于碑为歌功颂德之碑,而阁罗凤之功又主要与吐蕃结盟有关,所以碑文叙述南诏发展过程时不明确提及吐蕃。因此,如果仅从碑文看,似乎在750年之前南诏与吐蕃没有任何的关系与冲突。结合藏文史籍记载,可知阁罗凤在双方公开结盟之前曾亲赴吐蕃,而在双方结盟之后带头主张作碑立碑的南诏清平官段忠国也到过吐蕃晋见赞普。对于这些有关南诏与吐蕃关系中的大事件,碑文均不作任何记载,其原因可能是受碑文篇幅所限,但更可能是出于某种考虑有意回避,不太可能是漏记。其次,分析《新唐书·南诏传》中的《异牟寻帛书》及樊绰《云南志》卷十中的《赵昌奏状》,可知南诏与吐蕃结盟之后仍存在着一些矛盾,尤其是前者,对双方的矛盾讲得非常清楚,有的矛盾从异牟寻所言看还非常尖锐,但这些矛盾在碑文中也不见任何记载,其原因当然应是与双方当时友好结盟的大氛围不合,也与此碑立碑的目的相悖。由于碑文内容存在这样的问题与不足,碑文所记南诏攻姚州前列出的张虔陀第一条罪状就颇值得怀疑。碑文类似的记载应还有,有意回避的和漏记的也应有不少。因此,在探讨八世纪中期南诏吐蕃的结盟及关系发展时,我们既要重视碑文中的材料,以碑文相关记载为主要线索,但又必须对比汉藏史籍中的相关记载,并加以考证、辨析,对双方关系进行全面分析,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文章来源于《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注释从略。

编辑:仁增才郎